黃金具有美麗的光澤和優越的性能，是古代中國很早認識和利用的金屬之一，其功能隨着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演化。在我國史前、商朝和西周時期，黃金僅用作貴族的飾品或部族的祭祀用品。戰國末期，最早的黃金貨幣楚金版出現在楚國。西漢時期的馬蹏金、麟趾金，基本功用應系祭祀而非貨幣，西漢史料中記載的黃金，大部分是使用黃金衡量的價值尺度，實際支付時可以是銅錢或爵位等，當時並不存在巨量黃金。

 西漢的黃金作為價值尺度，除使用銅錢，還可以使用爵位等其他物品進行兌現。

 西漢歷史上最大的兩次賜金一次為二十餘萬斤，一次為五十萬金，兩次賜金事實上有很大部分是用爵位折抵的。這兩次的賞賜皆是發生在大勝匈奴之後，漢武帝按照規定對建有軍功的將士賞賜黃金與爵位。

 由於兩次戰爭之後需要賞賜的黃金數量太多，而府庫已近枯竭，於是漢武帝特設武功爵來替代黃金賞賜給將士。

 黃金最早是以飾品、祀品的角色為當時的顯貴所擁有和使用。中國古代的黃金貨幣最早見於戰國晚期的楚國，是以金版的形式作為稱量貨幣使用;楚金版背面的布紋是鑄造過程中從泥范上的布痕翻印而來，而非打印銘文或捏握泥模形成。

 西漢的馬蹏金、麟趾金的基本功用是祭祀而非貨幣，其上的“上”“中”“下”銘文可能代表了用於宗廟祭祀時擺放的位置或組合，而非指成色高下，也不是作坊之代號。

 西漢黃金尊為“上幣”，天子經常用於賞賜，但文獻中所述之“賜金”之數並非皆用真金，常以銅錢或爵位代之;海昏侯劉賀墓出土大量黃金只是個別特例（與之身份相關），漢代並沒有傳言中所說的巨量黃金，所謂的西漢巨量黃金消失之謎是個偽命題。

 “西漢巨量黃金消失之謎”是偽命題

 自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數量可觀的黃金之後，“西漢巨量黃金消失之謎”又成為了人們的熱門話題，在各類媒體及文博界、金融界盛傳。其實，西漢多黃金的認識由來已久。如《宋史·杜鎬列傳》中載有太宗所問：“西漢賜與悉用黃金，而近代為難得之貨，何也”[50];

 明末清初大學問家顧炎武在其《日知錄》卷一“黃金”條下認為：“漢時黃金，上下通行”;趙翼在其《廿二史劄記》卷三“漢多黃金”條更說到：“古時不以白金為幣，專用黃金，而黃金甚多。”這些記載說明在宋明時期，中國古代學者就已經有了西漢多金的認識。

 那後人是依據什麼提出西漢擁有巨量黃金的？這主要是由於《史記》《漢書》中有大量西漢皇帝賞賜黃金的記載，數量從數十斤到數十萬斤不等。此外，黃金被記載用做禮聘、饋贈、賄賂、貯藏及對外貿易的數量亦十分巨大。如史料載：

 《史記·平準書》：“其明年，大將軍、驃騎大出擊胡，得首虜八九萬級，賞賜五十萬金，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，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。”《漢書·食貨志》：“此後四年，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，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。”《漢書·惠帝紀》：“賜給喪事者，二千石錢二萬，……視作斥上者，將軍四十金，二千石二十金，六百石以上六金，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。”《漢書·文帝紀》：“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，賜金五千斤。丞相平、將軍嬰邑各三千戶，金二千斤。朱虛侯章、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，金千斤。封典客揭為陽信侯，賜金千斤。”《史記·梁孝王世家》：“孝王未死時，財以巨萬計，不可勝數。及死，藏府余黃金尚四十餘萬斤，他財物稱是。”

 儘管有學者提出，“金”字在西漢並不一定指黃金，但從文獻記載來看，《史記》《漢書》中的“黃金若干斤”“金若干斤”中的“金”，都是指黃金是沒有問題的。首先，《史記》和《漢書》中有大量“金”與“黃金”混用的情況。如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：“高祖曰善，賜黃金五百斤”;《漢書·高帝紀下》則為：“上曰善，賜金五百斤”;《史記·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》：“嘉上印綬免，賜金二百斤”;《漢書·外戚傳下》則為：“成帝‘賜（嘉）黃金二百斤’”。

 特別是《史記》本身就有混用的情況，如《高祖本紀》載：“予陳平金四萬斤，以間疏楚君臣”;而《陳臣丞相世家》則載：“漢王以為然，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”。

 其次，西漢制定的《二年律令》中有大量用“金”指代黃金的法律條文。如《雜律》載：諸有責（債）而敢強質者，罰金四兩;《錢律》載：同居不告，贖耐，正典、田典、伍人不告，罰金四兩;《具律》載：贖死，金二斤八兩。

 再者，西漢時期我國的冶金技術已經有了很大進步，人們對各種常見金屬已經有了明確的認識。如《二年律令·金布律》載：“採鐵者五稅一;其鼓銷以為成器，有（又）五稅一。采鉛者十稅一。採金者租之，人日十五分銖二。”這表明西漢時期官府已經按照開採金屬的種類徵收礦產稅了，必然也對各種金屬有了很深的認識。

 既然西漢史料中的“金”與“黃金”皆指黃金，那麼是否意味着西漢的黃金真如史料中記載的那樣數量巨大的？

 其實不然，雖然西漢史料中記載的用於賞賜、賄賂、禮聘的黃金數量驚人，但這些黃金很多時候只是價值尺度，並不是真正使用黃金支付。

 如《漢書·王莽傳》中：“有司奏：故事，聘皇后，黃金二萬斤，為錢二萬萬。莽深辭讓，受四千萬，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”。此處即黃金為價值尺度，實際以銅錢支付的例證。如果“黃金二萬斤”沒有進一步解釋“為錢二萬萬”，後人會誤以為當時以黃金支付，而事實上卻是以銅錢支付的。

 而且在西漢時期的《二年律令》中，有大量罰款都標明為“罰金”，但《金布律》中明確說明了民眾可以用銅錢來代替黃金用於支付罰款：“有罰、贖、責（債），當入金，欲以平賈（價）入錢，及當受購、償而毋金，及當出金、錢縣官而欲以除其罰、贖、責（債），及為人除者，皆許之。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縣十月平賈（價）予錢，為除”。

 西漢的黃金作為價值尺度，除使用銅錢，還可以使用爵位等其他物品進行兌現。

 西漢歷史上最大的兩次賜金一次為二十餘萬斤，一次為五十萬金，兩次賜金事實上有很大部分是用爵位折抵的。這兩次的賞賜皆是發生在大勝匈奴之後，漢武帝按照規定對建有軍功的將士賞賜黃金與爵位。

 這種賞賜只以軍功的大小來決定，並不以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資源以供賞賜而決定，所以史料中才會記載：“於是大司農陳藏錢經用，賦稅既竭，不足以奉戰士。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;請置賞官，名日武功爵。級十七萬，凡直三十餘萬金”。由於兩次戰爭之後需要賞賜的黃金數量太多，而府庫已近枯竭，於是漢武帝特設武功爵來替代黃金賞賜給將士。

 武功爵之所以可以替代黃金賞賜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是西漢爵位是可以用金錢來買賣的。民眾既可以從政府買入爵位，也可以彼此進行爵位的買賣交易。如史載文帝時：“夏四月，大旱，蝗……民得賣爵”。

 所以，西漢爵位是可以標價買賣的，這也解釋了為何武功爵後會標明每級的價格，而且用黃金計算出了武功爵的總價值為三十餘萬金。

 因此，儘管史料中記載的兩次因軍功而賞賜的黃金達七十餘萬金，但如果去除武功爵折抵的部分，同時除去可能使用其他軍功爵位、銅錢等折抵的部分，府庫實際支付的黃金是十分有限的，遠達不到文獻記載的數量。

 此外，西漢另一次較大規模的黃金記載發生在漢高祖時期，劉邦：“予陳平金四萬斤，以間疏楚君臣”。劉邦賜予陳平財物的目的是用於賄賂項羽身邊諸人，所以此處黃金很有可能是價值四萬金的珠玉財寶及金錢，完全為黃金的可能性不大。

 鑒於西漢時期存在黃金作為價值尺度，而在實際支付時使用銅錢、爵位或其他財物的現象，所以文獻中記載的黃金與實際存在的黃金是有很大區別的。

 那麼既然不用黃金支付，為何西漢史料要使用黃金作為價值尺度來計價？

 這是由黃金在西漢的地位決定的。早在秦代，黃金即被定為“上幣”，西漢時期黃金“上幣”的地位並未改變。

 黃金“上幣”職能的形成，一方面源於黃金早期的飾品、祭品功能，系供統治階層在祭祀、朝覷、通問、酬功、待賓、嫁娶等場合，以享、納、賜、贈、賄、鬻、聘等方式，在其上下、相互之間，作財富轉移、再分配、寶藏等用。

 另一方面是由於秦代及西漢前期屬於我國金屬鑄幣發展的早期，銅錢的重量和價值都不穩定，所以政府在法律文書等重要文件中需要更加穩定的價值尺度，而黃金恰好具備這樣的功能。

 所以西漢時期，官方使用黃金作為價值尺度進行財物計算的情況比較普遍，這也導致了《史記》《漢書》中出現了大量與黃金有關的記載。但這些記載大多數也只是價值尺度，並不是後人以為的黃金實物。

 不過，隨着銅錢制度的不斷完善，東漢時期已經不再需要使用黃金執行“上幣”的職能了，所以自此時起文獻中的黃金就逐漸僅用來指代黃金實物了，出現的次數也就迅速減少了。

 所以，“西漢巨量黃金消失之謎”本身就是個偽命題。西漢史料中所記載的黃金，大部分是使用黃金進行計價的價值尺度，並不是實際存在的黃金。而之所以在西漢時期黃金會作為價值尺度大量出現在史料中，則是由黃金的“上幣”地位決定的。

 編者注：本文中的“斤”與“金”不同義，為了尊重文獻，不作修改;其中，一“金”在古代可能指一枚銅錢。（轉載中國黃金網）